当代史研究曾是清朝的史学禁区之一，但随着清王朝统治危机的加深，其文化专制政策有所放松。加之经世思潮的发展，以魏源为代表的史家出于历史责任感，以极大的勇气突破了这一禁区，留下了《圣武记》等一批史学名著。

晚清当代史研究兴起之时，其研究方向有二：一是关于本朝掌故的研究；再者是对鸦片战争史的研究。

（一）《圣武记》的本朝掌故研究。《圣武记》的作者是魏源，初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夏。全书14卷，40余万字，为纪事本末体。前10卷叙事，历述清初建国、平定三藩、勘定回疆、镇压农民起义和处理蒙古、西藏等问题；后4卷为作者议论，对练兵之方、整军之策、筹饷之法、应敌驭夷之略，言之尤详。《圣武记》初成时，"索观者众，随作随刊，未遑精审。"故于1844年和1846年两次修订，主要是篇幅的增加，文字的改动和附录的增减。

《圣武记》突出体现了魏源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思想。该书以记载清朝盛世武功为主要内容，但绝不是歌功颂德之作，书中明确表达出希望清统治者“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效法其祖先以实现“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的局面的思想。

在记述盛世武功的每一节后，魏源多以"臣源曰"来表达其观点，很多议论是针对现实而发。如在《乾隆征廓尔喀记》的臣源曰中，他着重论述了利用外国间矛盾以抵制英国侵略的思想；在《乾隆征抚安南记》中，以安南战胜英国为例，强调了诱敌深入、火攻智取的战术。

在《康熙勘定三藩记》中，他赞扬康熙帝部署得宜，镇定指挥后说："或以殷忧启圣，或以道谋溃成，庙算不定而大难克削者，未之前闻。”这实际上是对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举棋不定，首鼠两端的批评。

赞扬平三藩时行动迅速、布置严密、情报准确、赏罚分明，是针对鸦片战争时期文恬武嬉、水陆废弛、一败再败、谎报军情的批评。可见作者试图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反侵略这一迫切的课题提供借鉴，反映了作者深沉的愤慨和爱国御侮的良苦用心。

魏源对民族问题也很重视。他在书中盛赞国家统一给各族人民带来的好处，赞颂国家对边疆的开发，记述民族间的友好往来，驳斥不利于统一的言论。

他谴责激起少数民族起义的不法官吏，称赞妥善处理民族问题的大臣。如鄂尔泰在西南改土归流，“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益处，鄂尔泰"功在西南，至今百年享其利。"

《圣武记》是清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系统当代史著作，目的是探讨国家的治乱兴衰。所以魏源强调：“功则功，罪则罪，胜则胜，负则负，纪事之文贯从实，所以垂法戒也。”

在书中魏源据事直书，如关于萨尔浒之战，官书记载努尔哈赤以兵500破明军数十万，显系夸大，他予以纠正。书中还对官吏的贪横、清军的腐败多有揭露。这种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在当代人撰写的当代史中，是少见的。

魏源的《圣武记》问世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当代史的禁区也由此被突破。当代史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很多史著随后涌现出来。

（二）对鸦片战争史的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魏源的《道光夷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上述著作均曾匿名流传，时过境迁后才署名刊行。

《圣武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修订本第10卷目录中列有《道光夷艘征抚记》篇名，下注“补刊”二字，但正文中并无此篇。光绪四年（1878 年）申报馆排印《圣武记》时，改名为《道光洋艘征抚记》补入，但因长期匿名流传，人们常视之为单独著作。

在书中魏源表述了反对投降、力主抵抗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大胆揭露投降派的丑恶面目，对琦善的媚外，奕山视战事如儿戏，余保纯阻挠三元里人民的自发反抗等，都有大胆的揭露。相反，他对抵抗派大加赞颂，认为要想战胜侵略者，“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

梁廷枏（1796——1861），广东顺德人，著名学者和史学家，曾主修《粤海关志》。其所著《夷氛闻记》成于咸丰初年，全书5卷，记中英通商关系由来，禁烟始末及战争过程，迄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广东反英人入城斗争。

《夷氛闻记》的特色是关于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记载详细、生动而具体。关于三元里人民抗英的记叙十分感人："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夷兵方舍命突围出，无奈人如山积，围开复合，各弃其鸟枪徒手延颈待戮，乞命之声震山谷。”相反，地方官“步向三元里绅民揖劝，代夷乞免，越数时许。”此外，书中还详载了火烧夷馆事件和以社学为核心的反入城斗争。由于作者作为地方绅士参加了多次群众反英斗争，故所记有较高参考价值。

夏燮（1800——1875），安徽当涂人，著名史学家。其关于当代史的著作为《中西纪事》，该书初成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九年（1859年）订为16卷，同治四年（1865年）增订为24卷，以纪事本末体记载两次鸦片战争的史事，侧重中外关系。

《中西纪事》的特色在于从中外关系的角度，对英法美俄相互矛盾、相互勾结，共同侵华有所揭露。

作者认识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狼狈为奸，“英借助于法，而饵之以利，法凭藉于英，而坐享其成。”他揭露美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狡诈面目：“弥人约内所谓有惠政恩典施及他国，为此条约所无者，亦一体均沾，固已预为道地包扫一切，而此中坐收渔人之利已不少矣。”

他揭露列强相互勾结，玩中国于掌上。“中国欲变通办理者，则倡为走私亏课之说以恐吓之，若彼之自悔其约而得步进步者，则又巧为代办暂定之说以愚弄之。"

他认识到各国之间相互利用，明争暗斗，最终受害的还是中国，"英人入天津，欲藉俄夷为侦探向导，而又阴惧其构中西之间，刻刻防之，其在黑龙江得漠北五千里之贿，二国忌之尤甚，著其事于月报中，盖英人欲用俄夷，而已先为俄夷所用，徒令中国两受其害耳。”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见识较为深刻。

晚清当代史研究热潮的兴起，改变了乾嘉史学脱离现实的弊病，赋予史学研究以经世致用精神，使史学走上了振兴之路。此后，当代史这一禁区基本上被突破，史家们在这块新天地里辛勤耕耘，收获了丰富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