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小伟》最初的片名是《慕伶，一鸣，伟明》，也就成为目前电影的章节名。这是青年导演黄梓自编自导的唯一一部长篇电影。他凭借此片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和香港国际电影节上都获得提名，更是在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获得了“发展中电影计划”最佳导演奖。

从电影结尾，黄梓和父母一家三口自拍的真实段落可以看出，这部电影是黄梓根据自己父亲去世的真实经历改编的，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来自真实的故事，多少是虚构的情节。对于现实题材为主的独立影片来说，这类电影的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本就是模糊的，但这不会影响你去判断一部电影的好与坏。

细心的观众可以看到开头和结尾电视里录像的呼应。影片开始时，妻子在给丈夫焗油染发的时候，对面电视里的录像被妻子关掉了，那正是丈夫弥留之际他们三口去旅行时拍摄的视频。但其实这个段落也有一些超现实。毕竟三个人都出现在镜头中，那拍摄者又是谁呢？

黄梓在那一刻的导演身份含蓄的“暴露”出来。而结尾在丈夫去世后，儿子一鸣和母亲慕伶整理房间时，电视里仍然放着的这段外出拍摄的视频。只是观看的人里，已经没有父亲伟明的身影。其中一个细节就是一鸣看到开心处，回头习惯性地看向身后的沙发，他的笑容随之消失，因为沙发上父亲常坐的位置上只有两个靠垫，没有人坐在那里，暗示着伟明的离去。

整个故事由一个事件引发，就是肝癌晚期的父亲给一个家庭带来的改变。影片工整地分为三个段落，首先由母亲慕伶开始。对于住院期间的丈夫，他唯一能做的事是隐瞒，她本来想连儿子也一起隐瞒，但依照儿子的性格，他还是去直接找医生去问个究竟的，慕伶知道瞒不住，于是母子俩要共同保守秘密。

特别是有一场戏，表现了他们为这个秘密做出的努力。在准备出院时，伟明接到一个化验单，上面写着的是肝癌，他自己念了出来。慕伶有些慌，她马上拿着单子去找护士，让她重新打印一个肝硬化的单子给她，好去安抚老公。但他们回家后的某天晚上，伟明还是吐血了。所以身体发出的信号，其实已经逐渐让伟明产生怀疑。

慕伶面对家庭的突变，心情是低落而无序的，她不像其他人触及这个伤痛，但偏偏就会遇见某个人。在医院里，她碰到以前的老同学，看到她手里的单子，知道是化疗用的药，对方说自己的妻子之前也吃过这种药。这位男同学想给予她安慰，甚至掏出名片给她希望保持联系，慕伶却匆忙拒绝一溜烟儿地下楼逃跑了。当然，我们看到影片之后她也释怀了，和这位同学在咖啡馆约见过一回。

到了一鸣的段落，则表现他在学校的状态，以及他收到国外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的复杂心情。在这里面会有他和两个男同学之间无聊而叛逆的生活，也有和女同学之间的暧昧关系。看似没有表现伟明的病症，但父亲的癌症晚期，早晚是要离开他的，身边的同学也会这样提醒他。越是这样，他越是纠结是去国外上大学，还是完成国内的高考。

另一方面，他虽然理解母亲的辛苦，但两个人总是表现出各种隔阂，比如慕伶做了好面，等儿子回家来吃。一鸣却坚决不吃，母亲只好自己把那碗面吃掉。有时候她也会看到没有去上补习班的一鸣百无聊赖地回到家中，他们之间仍然会发生争吵。

而在伟明这个章节里，更多的是表现他们回老家的场景。癌症不再是秘密，伟明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去老家看看。在途中，火车上，父亲故意要和儿子一鸣睡在下铺，甚至想拉上慕伶一起挤在那里，说想起一鸣小时候就是这样睡在他们中间的。慕伶笑着拒绝了，毕竟那不太现实，也不太像话。但此刻谁都能看出一个癌症晚期的父亲对家庭生活的那份眷恋。

而最令人触动的还有两场戏，都分别是父母和一鸣的单独对话。一次是在旅馆的走廊里，一鸣说他收到了国外的录取通知书，想出国留学。父亲表示同意，说给他上学的钱都留着呢。甚至还补充了一句，说等一鸣从国外读书回来，他这个老爸还没死呢。说完这句话，伟明就上楼了，两个人对话的语气都很平淡，也没有哭，但气氛是凄凉的，内心是伤感的。而那份父子之情，却是动人的。

另一次则是心里烦闷的一鸣在楼道阳台上吸烟，母亲从身后走过来。一鸣本来都想背着母亲抽烟的，而此刻想避开也来不及了，从他的表情上也能觉出来没必要掖着藏着了。慕伶此刻没有指责和抱怨，而是从阳台上放着的烟盒里取出来一根自己抽上，打火机没有点燃，儿子给他点上。

慕伶显然是在逞强，一边抽一边咳嗽着。一鸣看到母亲抽烟，最初是震惊的，后来是劝她别抽了。这是全片中少有的关心母亲的话语。而之后他平和地给母亲讲了关于“追太阳的人”的故事，然后说自己决定不出国了，想要安心高考。母亲说，你已经18岁了，自己决定就好。

最后两个人在收拾报纸，整理衣物，就像生命中的任何一天那样，本来没什么区别。但伟明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母子二人也学会了如何面对新的生活。镜头从强烈的曝光一直亮到发白，就出现了导演黄梓本人和父母的那段视频。黄梓终于完成了对父亲的纪念，唯有影像中的人还那样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