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蕾

说到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中日两国民众都不知道有多少话要说。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叫做“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干戈”。也就是说，在周恩来总理看来，中日两国有着2000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只是其中有50年战火纷飞的年代。显然，这应该是指近代史上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及现代史上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我们从事中日国际文化交流的人们，应该认真领会周恩来总理这种“大局观”。周恩来总理不因为中日两国交流的主流是“友好”的，就忘却那50年的“干戈”——日本的对华战争；同样，周恩来总理也不因为历史上那50年的“干戈”，就揪住历史负面的往事不放，而是着眼于主流，着眼于长远。

在中日关系交流史上，周恩来总理之所以能够有这样高瞻远瞩的“大局观”，笔者认为与100年前青年周恩来有过日本留学的经历是有关的。众所周知，周恩来总理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具有远大抱负，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整整100年前，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伴随着五四运动时代潮流，为了探求真理到日本留学。这个期间，他在学业上屡次遭到挫折，但他追求真理的意愿与行动从未改变。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提出“以民促官”，积极推进中日民间交流，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奠定了深厚的民意和舆论的基础。常常有人这样讲，如果没有周恩来总理当年如此对中日关系的深耕细作，中日邦交正常化也许还要拖后许多年。

事实上，周恩来总理在对待中日关系方面，有两点启示着我们。第一点是要有“大局观”，不畏浮云遮望眼，不为一时一事而影响对全局、对主线的判断。只有牢牢地把握全局和主线，才会正确把握方向和行程。第二点就是要脚踏实地。已故日中协会干事长白西绅一郎曾经回忆说，“当年，我们到北京访问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经常是深夜在中南海接见我们。接见之前，周总理说，‘你们现在应该肚子已经饿了，先吃一个四喜丸子吧。’正是因为周恩来总理这样对待我们，我就把促进日中友好当作自己一生的职业来做。”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总理的心血没有白付。他的这种平易待人的精神更应该值得我们学习。

不久前，我们日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应京都市长的建议，在位于京都岚山的“周恩来诗碑”举行纪念活动，引起强烈反响。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到日本大阪访问之际，在中国驻大阪总领事李天然的陪同下也特意前来京都瞻仰“周恩来诗碑”。这一切表明周恩来总理的事业后继有人，这一切也激励着我们继续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