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安平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走向革命过程中，曾经历徘徊探索的艰苦过程。北京电影制片厂1963年摄制的《早春二月》，就是这一历史图景的真实反映和生动写照。影片根据“左联”烈士柔石的著名中篇小说《二月》改编，通过一段发生在江南小镇上变幻迭折的故事，以精致细腻、清新典雅的电影语言，表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的人生抉择和命运寻求，揭示只有投身人民大众革命洪流才是唯一正确道路。虽然上映时曾遭全国范围严厉批判，但难掩其独特审美价值和认识意义，随着时光流逝更为熠熠生辉，无愧为新中国电影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艺术精品。

“心有灵犀”改编

影片《早春二月》的诞生，是以“发扬民主、活跃思想、繁荣创作”为主旨的著名“新侨会议”的产物。1961年6月，为贯彻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中宣部和文化部同时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因都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合称为“新侨会议”。周恩来亲临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对发扬艺术民主和尊重创作规律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严肃批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五子登科”风气，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心情舒畅，意气风发”投身艺术创作；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提出电影要有“四好”，即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强调“影片要做到四好，制片厂要搞民主”，“政治民主、艺术民主、生产民主三大民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则用“直”(平铺直叙)、“露”(直奔主题)、“多”(对话太多)、“粗”(制作粗糙)四个字，归纳亟待纠正的电影现状中存在的通病，还鼓励导演应该自己动手改剧本，使与会者受到极大振奋和鼓舞。

◆柔石

该片编导谢铁骊正是在这次会议精神激励下，乘刚完成的影片《暴风骤雨》在会上受到表扬，北影厂奖励安排携家属赴北戴河疗养之机，专门带了“五四”以来优秀作品加以研读，从中挑选了反映五四运动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历程和精神面貌的《二月》，决定亲自动手将其改编搬上银幕。之所以做出这样抉择，一方面是《二月》出自极具才华的现代作家、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真实生动地展现了以主人公萧涧秋为代表的被“五四”唤醒的一代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走投无路的状况，揭示了大革命前夕社会的黑暗沉闷，也表达了对知识分子出路前途的思考，无论当时和现实都有重要认识意义；另一方面也有谢铁骊自身缘故，他曾坦承：“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主人公萧涧秋所处的大革命时代，但对此并不陌生，主人公身上就有我长兄的影子，我长兄交往的朋友中也有萧涧秋似的人物，因此萧涧秋的思想情感很能打动我。女主人公陶岚的形象，我也能从我的一位远房亲戚的身上找到感觉。抗日战争时期，我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接触到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他们的气质和精神也和萧涧秋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有共同之处。另外，小说里写的江南水乡小镇的风土人情，常常使我回忆起自己的家乡淮阴，回忆起少年时代的许多时光。基于以上的诸多因素，我才决定拍摄此片。”

谢铁骊回京后遂着手进行改编，毕竟《二月》写作和出版于1929年，正是革命处于低潮之际，如何使之适应1960年初的时代要求，而且原著中主人公的情感交流、发展是通过书信来表现的，对于电影要用形象、动作来表现亦是难题，因而将它转化为电影剧本花了几个月的功夫。为使影片主题更深刻、人物性格更鲜明，改编中有意减弱小说过于消极低沉的成分，增添积极、明亮的色彩，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从情节、人物乃至细节，做了适当而又大胆的调整和升华，力求表现积极向上精神。如萧涧秋来到芙蓉镇原来只是厌倦了都市想到乡村寻求安静，改为虽然也是要寻找世外桃源，但仍关注世事变化和时代风向，为之添置了阅读《新青年》《语丝》等进步刊物等情景，以示与革命思潮还保持密切联系，并将其为陶岚弹奏所作伤感忧郁的《青春不再来》，改为排遣苦闷矛盾的《徘徊曲》，更能表达寻求出路不得而又不甘苟且的迷茫彷徨心态。又如原来他对陶岚和文嫂似乎均有所爱，而且与文嫂关系犹显暧昧，改为其娶文嫂的决定纯粹出于人道主义的情怀，还增加了其扶助贫苦学生王福生，作为与文嫂关系的烘托和补充，更为充分表现其富有同情心的特点。正是继文嫂不堪蒙受羞辱自杀，王福生迫于贫困退学，给他双倍打击而促其有所省悟，意识到以个人善良同情救助贫弱无济无世，原先为摆脱矛盾而从芙蓉镇只身“逃跑”的结局，改为重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而毅然主动出走，并且陶岚受其影响也追随而去。他与陶岚的爱情关系的表现，亦由原先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进行电影式改造，化为“萧舍借书”“陶家习琴”“梅林闲步”“球场同乐”等场景。经过这样既忠实原著、又富于创造精神的改编，不仅人物的亮点和作品的时代感得以增强，而且具有真实感人的艺术力量，更加彰显了仅靠人道主义和个人改良，不可能救赎人生与拯救社会，只有汇入人民大众的解放斗争，才是实现理想的唯一出路。

◆左起为北影副厂长田方、编导谢铁骊、夏衍在讨论作品。

改编得到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的支持与帮助，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当初决定改编这部作品时，谢铁骊就曾征求过陈荒煤的意见并得到同意。夏衍看到剧本初稿，当即认为不错，但也感到有明显不足，随后又与陈荒煤亲莅北影厂做专门阐述，在肯定剧本“把‘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搬上银幕，能保持原作精神又加以电影化，而且符合时代的要求和需要”基础上，对如何克服“时代的气氛刻画得不够”，怎样使“人物可以比原作写得高些”，以及对话“要含蓄一些”、剧本结尾处理、片名的确定等，逐一提出具体意见。分镜头剧本出来后，又仔细审阅，用红笔密密麻麻地修改了一百多处，连错印和漏印的标点符号，都予以更正和填补，并建议片名中最好加“早春”二字，既有春天来到的希望，又有寒意未尽的肃杀，藉以隐喻当时社会背景，更富耐人寻味意蕴，由此定下片名。

“精雕细刻”拍摄

1962年8月，影片开始筹备拍摄。此前谢铁骊曾随北影厂长汪洋携《暴风骤雨》，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第13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后顺访罗马尼亚和波兰，观看了不少各国影片，感受到国际电影思潮变化，尤其是法国的新浪潮电影在世界上引起的很大振动，在大开眼界、耳目一新的同时，也了解到外国同行对新中国电影的评价，认为表现革命战争题材拍得风云激荡，却少有抒情、哲理的作品，这对谢铁骊触动很大，决心在即将投拍的《早春二月》中来次飞跃，跳出当时电影创作俗套，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汪洋表示全力支持，将该片列为北影厂1963年的重点影片，向摄制组提出了一定要“精雕细刻”的要求。

为确保影片成功，谢铁骊以相当魄力和独到眼光，跳出本厂选择演员，按照神形兼备要求，精心组成整齐而强大的阵容。因北影厂系建国后所建，演员基本来自解放区，适合饰演工农兵形象，表现知识分子有难度，于是将视野转向原国统区演员大多集中所在的上影，他们相对熟悉影片所反映的旧时代。首先提议由孙道临饰演主人公萧涧秋，不止在于其资历甚深成就颇高，更为主要的是虽已42岁还显年轻，俊逸儒雅依旧，尤其庄敬静肃、深思细虑的性格和略带忧郁、书卷气重的气质，很为适合萧涧秋所具有的年纪不大但已有沧桑之感、几经挫折但不轻易表露、不苟言笑但耽于思考、非常善良但对真理追求执著的特征，拍摄中以细腻、含蓄、自然的表演，很好完成了这个思想陷入苦闷难以自拔，又不甘于与世俗同流合污，外表温和内心刚强，性格复杂富有层次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典型的塑造。同时，挑选了生活经历坎坷、演技炉火纯青的上官云珠，扮演凄苦无助而又贤良无邪、不堪忍受封建礼教重压而又走投无路的年轻寡妇文嫂；戏路宽广、稳健浑厚的高博，饰演忠厚质朴、遇事随和的陶慕侃；曾是影坛武打红星、擅演老年女性的范雪朋，扮演和善、勤劳、敦厚的陶母。片中另一个主要人物陶岚，是在五四运动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勇敢热情、追求进步的新女性，确定由当时还在武汉歌舞剧院的谢芳饰演，她因在北影的《青春之歌》中成功扮演知识分子女性林道静的形象而声誉鹊起，片中抓住人物特征，将执着任性、热烈奔放、桀骜不驯、愤世疾俗的性格表现得恰如其分，并真切入微地揭示善良真诚、富于同情心，以及对初恋的柔情、对进步思想大胆追求的复杂心理变化。此外，纨绔子弟钱正兴、世俗庸人方谋，分别挑选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王培、当时还是业余演员的刘钊饰演，以惟妙惟肖表演所刻画的无聊、卑琐、圆滑、谄媚，与萧涧秋、陶岚的坦荡、诚笃、正直、高洁形成鲜明反衬，也给影片增添不少光彩。

◆谢铁骊在内景戏拍摄时与孙道临、谢芳讨论剧本。

担纲摄影的李文化，当时与谢铁骊同属北影“小字辈”，最初从事新闻纪录片摄影，后经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修班深造转任故事片摄影师，拍摄过《矿灯》《粮食》《耕云播雨》等。当谢铁骊邀约搭档拍摄《早春二月》，他感觉是一试身手的良机而兴奋不已，决心合力打造一部精品力作，特意随谢铁骊一起，趁其爱人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工作之便，集中观摩被称为“过路片”即供进口选看的外国影片，从中借鉴创作手法与摄影技巧，其中就有受到很大启发的苏联影片《没有说完的故事》，对怎样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以细腻抒发人物感情感触尤深。开拍前他通宵达旦写出一本厚厚的摄影阐述，对每个镜头的造型、用光、色彩、构图，甚至详细到背景、情绪、表现气氛等，都细致入微地做出构想，而且让演员化装进行用光测试，几乎用尽所有光效和拍摄角度，以寻找符合戏中人物的最佳光线照型样式。拍摄中虽因当时彩色胶片进口困难，使用的是仅有以香港名义拍摄戏曲片《野猪林》后剩余过期的爱克发(AGFA)负片，又是简陋笨重的摄影器材，却能利用各种手段，做出精心处理，准确体现和丰富导演意图，紧随人物感情思绪起伏和情节发展而变化影调，画面浓淡有致、明暗相宜，时而清新、爽朗、透彻，时而乌云压顶、沉重窒息，同时运用轮廓光、侧逆光、逆光斑、光剪影等各种肖像处理方式，对人物在各种不同规定情况下的思想、感情、神态、状貌做出精细刻画，从而在摄影上取得突破性成就，创造出“一切景语皆情语”的最高艺术境界。

◆谢铁骊(右)与摄影李文化(左)、美术池宁(中)共商拍摄。

负责美术设计的资深电影美工师池宁，就是浙江瑞安人，谙熟江南水乡风貌，又有丰富美工经验，先后为《祝福》《林家铺子》等片做过美术设计，本片中与晓滨合作，为生动而准确地营造具有时代感及地方特点的“大环境”和符合剧中人物身份的性格化的“小环境”，做了积极有效努力，不仅运用石桥、垂柳、荷塘、凉亭、牌坊、古塔等典型江南乡村景观，着以淡雅而幽静色调，使主人公向往和寻觅的“世外桃源”成为具体存在，并通过环境、用具、摆设等差异，凸显书香门第陶家的舒适清雅和穷苦人文嫂家的贫寒破旧，而且以丰富、真切的造型语言和充满意境的可视形象，着力渲染片中所笼罩的“早春”气息，不论是瑞雪纷飞的庭院，还是细雨蒙蒙的街巷，不论是和风宜人的梅林，还是雪后初晴的田野，都以独具风韵的艺术表现力，起到映衬人物心情、展示时代气氛、深化影片主题的作用。

◆谢铁骊在指导拍摄萧涧秋、陶岚在梅林一幕的工作照。

正是由于所有部门及环节的默契配合与精心参与，作为影片拍摄“统帅”谢铁骊的创新突破探索得以成功，实现了艺术风格从朴实粗放到细腻含蓄的转变：不刻意追求戏剧情节曲折和故事效果奇巧，而是注重思想内涵发掘和生活哲理体现，将重大社会生活置于后景，把笔触深入人物灵魂深处，通过人物关系发展变化和感情纠葛来组织、推动情节，从而体现主题；不因循常见按照冲突起迄和情节发展结构的原则，代之以多场景组合方式，依靠人物情绪或视听觉感受内在联系，直接加以场景和镜头段落联结，既省略交待过程明快洗练，又富有情感张力意蕴丰厚；不惜借鉴外国影片表现手段，但不生搬硬套，而是与民族传统风格融汇贯通，将浓厚的文学性与强烈的视觉性融为一体，在细腻含蓄而又浓郁抒情的艺术基调中，产生恬淡之处见深邃、冷峻之中见热烈的魅力。

“乍暖还寒”遭批

影片于1963年春正式开拍，先赴苏州、无锡拍摄外景戏，边拍边送回厂里洗印，汪洋等领导看了相当兴奋，预感创新突破很有希望。文化部暨电影局一直予以关心，夏衍、陈荒煤多次到厂里观看样片予以指导。当年8月结束内景拍摄并初剪成片，夏衍看后认为拍得不错，但要做一些小改，除了“节奏太慢，有的地方可以剪短”，以及个别镜头需作压缩处理，主要是觉得时代背景和时代气氛交代不够清楚，并提出了具体建议。谢铁骊遂进行补拍并细致修剪，至10月正式制作完成，厂内创作干部和厂外一些人士看后，反应热烈认为很好。电影局还安排驻外使节、来访外国电影团体、香港南方影业公司负责人等观看，了解对外发行放映是否可行，获得反馈“拿出去是没有问题的”。

始料未及的是，当年11月1日，夏衍陪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即茅盾、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张光年等审查时，出现了意见不一的情况。张光年、茅盾在相继发言中均予以肯定和赞扬，谈到曾经历过影片所反映的那个时代，有过类似苦闷和彷徨。周扬作最后发言时，却一开口就表示“不喜欢这部影片”，接着语气缓和但态度坚定地说，改编一点“五四”以来的作品也不反对，“但是要挑选得适当，而且应有所批判”，柔石“那时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现在有些情节原样出现，“看了就很不舒服”。还说萧涧秋要和文嫂结婚，“是一种武训精神”，这种精神不值得表扬，“这是一种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自我牺牲、自我摧残的悲剧，今天的青年人不能理解”，柔石的“这个作品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再版，而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是应该批判的”。

◆《早春二月》剧照，萧涧秋成为文嫂家的常客，文嫂的女儿采莲尤其喜欢他。

电影局虽直属文化部，但电影最终的审查权在中宣部。周扬的这番话批的是柔石作品，实际完全否定了影片，显然是按照其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正在成为形势主流做出的表态。当场气氛十分紧张，夏衍作为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从改编到拍摄直接过问，之前看到样片还予以肯定，颇为激动但有口难言。还是茅盾打破僵局，提出能不能改，把后面结尾改一改。周扬听了答道，沈部长说改嘛就改吧，随之不欢而散。

茅盾于次日即郑重其事地给夏衍写来长信就周扬意见涉及的“强调萧以个人力量挽救人间苦难又自我怀疑”“如何处理文嫂的命运”“文嫂的命运并未使萧正视现实”“文嫂自杀和结尾”等方面深入分析，提出具体修改设想。陈荒煤因在外未参加周扬到场的审查，回京后亲自主持影片修改，两次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希望“小修改”能解决问题，并要求“积极主动地去改”，谢铁骊随后提交修改方案，着手进行补拍。电影局暨北影又请来中宣部、作协有关领导林默涵、张光年、侯金镜等，观看修改前后的两套样片，征求意见以求改好。

◆《早春二月》剧照，陶岚（谢芳饰）渐渐喜欢上了儒雅、正直、善良的萧涧秋。

正在此时，北影厂接到电影局通知，《早春二月》一个镜头也不要改，并要求按当时周扬审查的样片印一个拷贝送中央审查，影片修改遂完全停下。谢铁骊猛一听以为影片又被肯定，但再一想感到“大事不好，不祥之兆”。果然很快风传“《早春二月》江青看了、毛主席看了，要批判”，又有“毛主席根据康生的汇报作了口头批示”的说法。后来得到证实，随着毛泽东相继两次对文艺工作予以否定性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康生在1964年7月31日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式讲话中，公开点名一批电影为“大毒草”，《早春二月》首当其冲。8月16日，中宣部向中央呈报《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仅隔两天毛泽东即作出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该在几十个至一百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止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就这样，《早春二月》在批判的声浪中面世。当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以进行“讨论”名义集中发表批判文章，冠以的“罪名”主要是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歌颂“逃兵”、宣扬“阶级调和”、抹煞“阶级斗争”等，同时分3批在57个大中城市进行公开放映和批判，展开罕见的全国性大批判，仅开始一个月各地报刊登载的批判文章就达200余篇。后来谢铁骊曾说：“要是没有这个红头文件啊，《早春二月》不会上演这么广泛。幸亏没改，一改，这个片子就支离破碎了。”

待到文艺春天真正到来，《早春二月》重见天日焕发异彩。不仅赢得“新中国十七年故事片艺术高峰的代表作之一”评价，跻身中国电影经典行列，而且于1983年荣获葡萄牙第12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2001年作为20世纪代表中国电影发展脉络唯一60年代影片，入选美国20多个城市相继举办的中国电影巡回展，成为世界影坛瞩目的一朵独具特色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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