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49年华北平原上的一场大会战，大明王朝军主力二十万全军覆没，皇帝也被俘了。

获胜的蒙古军队迅速挥师南下包围京师，刚刚建国八十余年的大明朝眼瞅着就要覆灭了。

危难之际，兵部侍郎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这个侍郎的名字，叫于谦。

于谦从小聪颖过人，尤其喜读苏武、岳飞、文天祥等人著述，长年沉浸在圣贤之书中的于谦成长为典型的儒生。

于谦学习成绩斐然，不仅在各种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还写下了传唱千古的名篇《石灰吟》。

于谦并不是小镇做题家，相反他出身官宦世家，个子高皮肤白眼睛大，典型的高富帅。

但就是这样一个“高质量男性”，科举和当官的过程并不顺利，原因就在于他作为一个儒生，实在是太“典型”了。

于谦是一个清官，很理想主义，诗书中怎么教导，他就怎么做。走上仕途之时，为了清廉二字，于谦吃了不少亏。

于谦23岁中举，进京参加会试名列第一，但是在随后的殿试中排名却跌到了92位。

这不是因为于谦考场发挥失常，也不是因为考官们慧眼不识珠。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于谦发挥了正常水平、考官们眼里又揉不得“沙子”。

殿试的作用是在会试合格者中挑选官员，一般来说只要正常发挥，殿试也就是走个过场罢了。

精于考试又有真才实学的于谦，只要中规中矩地写文章就能拿个不错的名次。

但于谦并不那么保守，他坚信圣贤书的教导，既对现实中的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又敢把心中的不满写出来。

殿试的主考正是明成祖朱棣，他自信满满心高气傲，看着于谦在考卷里批判他治下朝廷的时弊，感觉十分不爽，就给于谦打了低分。

据《先忠肃公年谱》里记载，于谦“以策语伤时，当轴者置之三甲第九十二名”。

吃了一次亏的于谦也应该明白，皇帝并不是宣传里描述的那样英明神武，在朝廷当官也绝不可能是圣贤书里描述的那样泾渭分明。

然而面对现实的打击，于谦选择坚守初心。抛开对错不谈，当一个人与群体格格不入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群体的压力。

于谦巡抚河南、山西的时候，有人提醒他要注意官场潜规则，花钱打点打点，就算不送钱也可以送点土特产，尤其是进京公干的时候。

于谦不为所动，反倒写了首诗：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写了这首诗的于谦又出名了，和他那首《石灰吟》一样，这次他造就的“两袖清风”也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听了这首诗，一个叫王振的宦官不高兴了。

王振号称明朝第一代专权宦官，明英宗时期权倾朝野。在王振看来，大臣行贿给钱多少是“能力”问题，给不给钱是“态度”问题。

也许王振心中有这样的台词：“我要的是钱吗？我要的是态度！你于谦不行贿就说明你不是我的人。”

说来也奇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讨厌贪官，惩治起来毫不手软，但是明朝的贪官依然如过江之鲫，到了英宗时期官场已是乌烟瘴气。

贪官们很不爽于谦：“你这么清廉，对下不受贿对上不行贿，饱受民间爱戴，还让我们以后怎么贪？”

没多久，于谦就被获了个罪名被关进监狱，让“两袖清风”的于谦品尝了一把牢狱风味。

王振不喜欢于谦，但是河南和山西的官民们爱戴他，纷纷请命赦免于谦。再加上封于河南、山西的藩王求情，于谦被关押了三个月后获释。

于谦出狱后被降职为大理寺少卿，这样的处理依然引发民间极大的愤慨，河南、山西官民继续为于谦求情。

面对汹涌的舆论，王振坐不住了，就把于谦官复原职，继续巡抚山西河南，第二年（1447年）于谦担任兵部侍郎。

于谦之所以受到如此深厚的爱戴，不仅仅是因为他清廉，还因为于谦是一个能臣，在任期间干了不少实事。

于谦早期担任御史，主要负责监察工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古代中国的御史由于手中监察权力较大，使得他们也可以干涉地方事务。

于谦担任御史后，受命巡查湖广、川贵，发现部队杀良冒功，安抚边境民族地区，为巩固边境作出重要贡献。

在江西，于谦微服私访，深入田间地头遍访民间疾苦，平反冤狱解救数百人，把十五名犯法官员和宗室子弟送进监狱。

于谦巡抚山西、河南期间，组织官民治理黄河水患，抗击旱灾和蝗灾，还顶着巨大压力给当地百姓减免赋税徭役。

史书上一般都大赞特夸轻徭薄赋的行为，但是轻徭薄赋并非那么容易做到。

由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立下的规矩，明朝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税——虽然朱元璋的本意是避免政府乱收税——但结果却导致农民压力很大。

雪上加霜的是，明朝大部分的农田被宗室、军队占有，而宗室和军队是不纳税的，这就导致只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要承担全国的税赋。

谁不想轻徭薄赋赚个好名声，但如果真的轻徭薄赋了政府财政就要陷入困顿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于谦竟然成功帮助河南、山西两省百姓免了税。

除了减税，为了抗灾于谦还施行了粮食平粜制度，设置义仓和平仓救济灾民。平粜制度，就是官府平时从富户手中大量购买粮食，遇到灾年时再把这些粮食平价出售。

于谦的这些做法，即使是在现代中国也依然能看到，在救灾和平抑物价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积极协调钱粮救助灾民的同时，于谦也注意维护社会秩序，他命令各地要安置流民、禁止驱赶。

明朝时期户籍管理严格，禁止农民随意流动。明代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

任何人离开家乡，都必须持“路引”，官府会在交通要道上设置关卡检查过往行人，没有路引或者路引有问题的将被治罪。

明朝农民始终被束缚在家乡附近的土地上，即使遭遇灾荒也不能随意离开，这也是明朝民间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于谦的做法，看起来是在顶着国家法律压力救济灾民，更是在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大明的稳定。

救灾期间，于谦还体现出较高的科学素养。他知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在水灾和旱灾期间设置药局，遏止了疫情流行。

大灾之后，于谦并没有走上无为而治的道路。实际上古代官府平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征兵和收税，越少干事的政府就越受百姓欢迎。

于谦就比较喜欢“折腾”，但他的“折腾”让百姓喜欢。

于谦在河南、山西的主要道路两旁栽树，每隔三五里打一口井，井旁边修一个凉亭。既方便附近村民生活用水，又方便行人休息。

为了抵御灾害、提高粮食产量，于谦组织兴修水利设施。此外，于谦还引导农民经营副业，既能创收又能提高单个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据李濂《汴京遗迹志》所说：“教民树艺，田宅桑枣，道路榆柳，皆蔚然成效”，“境内水可渠、可堰者，谕民凿筑，以资灌溉，民多获利。”

于谦有能力又爱民，行使监察本职打击作奸犯科之徒的同时还造福一方，故而深受山西、河南人民爱戴。

明成祖朱棣不喜欢于谦，只给于谦安排了一个七品御史，但是他的孙子宣宗喜欢于谦。

公元1426年，宣宗的叔叔、汉王朱高煦参照朱棣的做法，也要来一次“靖难之役”，失败后被抓进监狱。

朱高煦人高马大脾气暴躁，很多官员都怕。于谦接手审理朱高煦，言辞斥责之下朱高煦的气势完全被压倒了，跪地发抖连连回复自己死罪。

宣宗觉得于谦是可造之才，五年内就把于谦升任三品大员，担任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

在宣宗这样相对贤明的君主手下，于谦本可以大展拳脚，但不幸的是，宣宗在位十年就死了。即位的英宗朱祁镇年幼，国家大政被宦官王振把持着。

王振这厮专横跋扈，视国家大事为儿戏。不仅搞得朝堂之上乌烟瘴气，还把大明王朝陷入灭国之灾。

公元1449年，蒙古持续骚扰大明边境。年轻的英宗不懂边防军务，在王振的怂恿下发兵二十万御驾亲征。

虽然这二十万大军都是明军精锐，但是大军仓促出征，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情报、作战计划、后勤和组织都搞得一塌糊涂。

于谦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邝埜竭力劝谏不可出战，但是英宗只信任王振，没有采纳反对意见。

不仅是邝埜，六部尚书、文武百官大多都是反对意见，但是这么多人的反对，也不及王振一个人的话好用。

王振不仅坚持出兵，还把邝埜和另外近百名高官一起带着随军出征，但是邝埜和其他官员一样，无权干涉军事行动，一切行动都是王振一人说了算。

王振把明朝中央的主要官员都一起带上了战场，是为了讲排面？是为了和反对者赌气？不知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王振不懂军事。

战争的结果是惨烈的，蒙古军在头领也先的指挥下以弱胜强，消灭了大明最精锐的二十万大军。

英宗被俘，邝埜等五十余名高官死于乱军之中，大明王朝的权力中枢也遭受了致命打击。

取得大胜的蒙古军带着英宗包围了京师，一时间大明王朝朝野人心惶惶，徐珵等人甚至建议迁都南京。

晋、宋两朝迁都南渡的历史是极其惨烈和屈辱的，难道明朝还要重演历史的悲剧吗？

留守京师的于谦，由于上司战死，成为明朝军队的最高统帅，不得不担负起收拾烂摊子的重任。

于谦的手段快如雷霆，迅速拥立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为新皇帝（即为景帝），使得也先妄图用英宗威胁大明投降的企图失效。

于谦快刀斩乱麻，把王振的党羽全部清理干净，赶走了建议迁都的徐珵等怯战官员，统一了朝堂思想、稳定军心。

作为军事负责人，于谦严厉整顿军务，大胆起用石亨等年轻和有罪的军官。同时，于谦下达命令各地援军迅速进京勤王。

进攻京师的蒙古军队发现自己踢到了铁板之上。于谦并没有采取常见的婴城固守战术（即据守城池等待援军），而是积极防御和进攻。

白天，京师守军于城外列阵与蒙古军队死磕；晚上，于谦派出军队偷袭蒙古军驻地。

战斗之中于谦身先士卒，亲自披甲上阵站于队列排头激励将士，并下令：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激战五日，蒙古军死伤枕藉，无力再战。加之明军援军将到，蒙古军被迫撤走。

蒙古撤军前，想要用被俘的英宗敲诈明朝一笔钱财，被于谦拒绝。蒙古军无奈，不久后无条件放回了英宗。

遭受重创的蒙古军队，再也没有实力组织大规模的侵扰行动。自此，大明王朝度过了开国以来最大的危机，于谦成功为大明续命近二百年。

王朝的危机解除了，于谦的危机却到了。作为一名典型的儒生，于谦的心里只有国家社稷，他工于谋国，拙于谋己，从来没有给自己准备什么后路。

在迎战蒙古军队期间，于谦拥立郕王为新帝，并且拒绝蒙古的敲诈，使得英宗无法提前返回，得罪了英宗。

局势稳定后，景帝朱祁钰没有履行登基时的承诺，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而非英宗的儿子，这件事使得英宗更加仇恨于谦。

更不幸的是，景帝废立太子的做法并没有取得广泛的支持。立新太子后仅一年，新太子朱见济病死，景帝也患病不起。

英宗抓住机会，在徐珵、石亨、曹吉祥等人的帮助下发动宫廷政变重夺皇位，幽禁景帝、逮捕于谦。

于谦作为明军的统帅、挽救大明朝的第一功臣，政变之中就没有人帮助他吗？还真没有，于谦是清官、是忠臣，更是一个孤臣。

景帝是在于谦的帮助下登上帝位，但是他对掌握大权的于谦心生猜忌。他明知罗通等人与于谦不和，却安排罗通等人分了于谦的兵权。

石亨是于谦在抗击蒙古军期间提拔的将领，因为战功卓著成为明军主要将领之一。

也许是心存感激，1451年石亨向朝廷举荐于谦的儿子做官，刚正不阿的于谦不同意也就罢了，竟然还为这事弹劾了石亨。

就这样石亨和于谦结了仇，成为这次宫廷政变的主要参与者。

于谦还在明军中大力反腐，打击犯法军官，而且不避亲疏，即使是他亲手提拔的官员也同样被处理，有的还送了命。

反腐和整军是好事，但是大环境不好，于谦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而得罪了明军的军官团。

身为明军最高军事长官的于谦，竟然和明军高级将领、底层军官们的关系都不热络，这就注定了他在政变中得不到军队的支持。

于谦不结党营私，不参与任何派系，朝堂之上他没有任何同盟者，无法阻止英宗的复辟。

当年王振认为于谦不是自己的人加以打击，其实于谦谁的人都不是，他只把自己当作大明的人，是大明第一忠臣。

英宗也想杀于谦，但是考虑到于谦对大明的功绩，又于心不忍，想饶于谦不死。

徐珵记恨于谦给自己带来的耻辱，不愿意放过于谦。徐珵当初建议迁都，于谦说他该杀，在群臣的怒骂中徐珵脸面丢尽，前程尽毁。

徐珵希望能得到于谦的原谅，但是他给吏部留下的印象太坏，即使有于谦的举荐也得不到重用。徐珵没有反思自己，觉得还是于谦捣鬼。

徐珵要杀于谦，对犹豫的英宗说：“不杀于谦，此举无名。”

徐珵的意思很清楚：我们发动政变，是因为于谦拥立郕王为帝的行为非法，犯下此罪不杀，我们的政变就名不正言不顺了。

英宗下定决心，1457年于谦被处死。

于谦身死的同时，一队锦衣卫杀到于谦家里抄家，但是除了搜出一箱箱书籍外一无所获。见此情景，良知未泯的锦衣卫军官潸然泪下。

皇太后得知于谦遇害，作为京师保卫战的亲历者，她深知于谦为大明做了什么。皇太后心中愤怒，哀叹数日，以不吃不喝来表达不满。

曹吉祥的部下指挥朵儿都哭祭于谦，遭到曹吉祥鞭笞，但是次日其还是去吊唁于谦。

帮助英宗政变的主要参与者后来的命运也并不好。徐珵和石亨内斗失败，被充军发配；石亨因罪入狱，后死于狱中；曹吉祥最惨，因谋反被灭族。

公元1644年4月25日，北京。崇祯帝心情烦闷，回想多年来，大明朝在连年征战中损兵折将，不仅安内无功攘外无能，内忧外患反而愈演愈烈。

李自成的大军已经杀到城外，形势危如累卵；屋漏偏逢连夜雨，守城明军中又暴发疫情，大明王朝可能已经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崇祯想招更多的军队和李自成对抗，可是国库已经没钱了，内帑也花完了。崇祯要求大臣们捐钱，可家产亿万的大臣们却都吝啬如铁公鸡。

崇祯帝落寞地走向煤山，停在一棵歪脖子树下，这里便是他为自己选的葬身之处。

崇祯想不明白，偌大的朝廷，为何尽是溜须拍马贪财之辈，无一人愿意挺身而出为自己分忧。

大明朝既不是没有忠臣也不是没有良才，但是187年前的一场政变，使得人们认识到，忠于明朝是要付出代价的。

明英宗没想到，他杀掉的不仅仅是于谦，而是杀掉了天下人对整个王朝的信心，以至于子孙孑然一身在危难中自缢。

1.《从于谦的人际关系论其人生悲剧的成因》；钱国莲叶仁美；《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2.《于谦与明宣德、正统间的河南地方社会》；牛建强；《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008年01期

3.《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名臣于谦小传》；费非；《新闻世界》2011年06期

4.《于谦：清官的楷则》；阎崇年；《北京观察》1998年11期

于谦小传》；费非；《新闻世界》2011年06期

4.《于谦：清官的楷则》；阎崇年；《北京观察》1998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