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工作者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艺术应该远离政治”，然而现实却总与愿违。艺术本就是单纯的，但任何单纯的艺术却总也免不了被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包装。包装过后的艺术，也叫艺术，但却没法脱离自己所在的意识形态范畴，艺术要远离政治，远离了个寂寞。

《生活的颤音》是一部艺术范畴内的电影，为什么说是艺术范畴内呢。本片的故事核心在于1976年周总理的逝世后，各界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悼念活动。而本片的主人公则是这场悼念活动的关键人物。在故事中，主人公郑长河跟徐姗姗两个人的爱情线，郑长河跟徐姗姗等人对于周总理怀念的情感线交织在一起，再加上当时的背景之下，郑长河徐姗姗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们面对当时的四人帮的针对等等，这些故事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它所承载的内容远远的超出了故事的本身。因此，本片作为西影厂1979年的作品，同时也是西影厂第一部获得全国嘉奖的作品，它的意义或许已经超出了电影，更超出了艺术的本身。

一部从电影角度来看并不具备太高的水准的电影，却为何能获得但是环境下这么高的赞誉。我想，这部影片的价值并不在于电影方面的水准，而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结束后，人们对于已经逝去的年代的回顾以及对于新时代的向往等等。从电影的角度看去，《生活的颤音》作为一部第四代导演作品，它本身承载的故事很单薄，同时也具备了当时环境下的时代背景，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的特殊性。

郑长河与徐姗姗的爱情是值得歌颂的，郑长河徐姗姗等人对于周总理的情感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最朴素的热情，韦立跟徐姗姗之间的情感变动，韦立跟郑长河之间的敌对行为等等，这些情感线本就不新鲜，然而这对于这部电影来说却早已足够。

特殊时代过去后，文艺领域百废待兴，人们对于文艺形式的期待在本片中表露无遗。一方面，当时的人们处于一种过去完全被丢失的迷茫当中。1976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悲痛的一年，第一代领导人辞世，唐山大地震，四人帮被粉碎等等事情一下子发生在这一年，而处于巨大变革中的中国人并不能完全消化这些事情。因而，人们一方面处于悲痛的情绪当中，一方面却无法排解这种悲痛，因此我们在片中看到的这些新时代的年轻人们大都是迷茫的。

与此同时，当他们正常的诉求被各种各样的势力所左右，这些年轻人们就更加的困惑了，当情感得不到表达，那最终会演化为更加激进的行为。这也是本片的高潮部分，最后一个阶段的冲突发生。然而这件事就完全的正确吗？究竟是谁在讲述本片中的故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作为一部跟政治有着某种关联的影片，在说什么艺术不应该被政治左右就显得儿戏了。《生活的颤音》在艺术上属于当时的荧幕上第一吻，此后，国产电影开始了蓬勃发展的时代。然而在政治上，本片中所有的设定都是毫无疑问的正确，而且在本片的上映之年1979年，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结合这一政策，再结合之后的几十年，国内对于这一政策的定论，本片毫无疑问，在当时显然占据了艺术之外的更高的范畴。

因此，西影厂凭借着这部温温吞吞的电影却能获得全国褒奖的殊荣，这就在情理之中了。我们并不是以某种恶意去揣测这部电影，不过我们都知道，电影本身的艺术并不代表电影完全可以独立于所有政治形势之外。电影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小姑娘，小姑娘可以任由人打扮，但唯独自己却没有决定权。

不管是什么时代，电影本身的尴尬地位都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我们口口声声说电影艺术不应该被各种政治派别所左右，但实际情况中，艺术本身就是由意识形态所构成的一种表达。我们如果过分的沉溺于某种艺术的正确性，实际上就是一种排他性的表现。多样的艺术在不同的时期会被意识形态做不同的筛选，有的筛选是正向的，有的则不是，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艺术形式以及艺术内核。因此，即使是当代的我们再回头去看这部1979年的作品，虽然感觉到很平庸，但是在当年，这部作品的影响力可不仅仅代表着作品核心的本身。

总有人假借艺术的声音做一些别的事情，但艺术却没有办法独立于这些声音之外。艺术可以自由的表达，但讲述故事的人却总能将这些表达之外的声音凌驾到艺术之上再表达。这个时候，艺术还是艺术吗？没有人会觉得这样的艺术算是艺术，但这是艺术所能决定的事情吗？当然，这不是。《生活的颤音》是一部里程碑作品，但作品本身的影响却被禁锢了，而作品之外的声音却代表了这部作品，这就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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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