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入腊月，年也就近了，每逢此刻，老家人总会打上一些豆腐，一方面做些“臭豆腐”，待开春后食用，二来，过年的餐桌上总少不了豆腐，那时的乡村，豆腐坊在过年期间都停工休息，根本就没得卖，过年想吃豆腐，只有自己年前留存备用。

其实，也不存在“过年想吃豆腐”的问题，只不过那时的乡村过于穷困，过年时亲戚间相互走动，餐桌上不能寒酸，有了豆腐，也就多出了两三道菜——豆腐、豆干、千张。

老家在湖北乡下，田地基本都给了水稻、油菜、花生等农作物，断然不会大面积种植黄豆，要么是菜园一角，要么是稻田田埂，收成自然不大，每年，最多也就那么三五十斤。即便如此，村人也心满意足，只要足够过年打豆腐就成。

趁着天气晴好，母亲早早准备，取出那蛇皮口袋里装着的半袋黄豆，又取出家里的杆秤，秤取17斤左右。而后，母亲就开始细致地择豆子，黄豆被装进小簸箕，母亲稍稍倾斜着簸箕，外高内低，并不断轻轻摇晃，饱满滚圆的豆子就滚到一边，母亲将它们盛装到一边，而后继续重复。

要不了多久，质量上乘的黄豆就全部挑选完毕。此时，母亲又将它们重新过秤，她想要不多不少的16斤。多了，取一些出来；少了，又重新择一些黄豆加入。为什么是16斤？我也是后来稍大后才知道，原来，在老家，打豆腐以“桌”（方言音译，我曾怀疑这个字是不是“作坊”的“作”）计算，一“桌”豆腐正好需要16斤黄豆，豆腐坊据此收加工费。

母亲将择好的黄豆装在大盆中，倒入清水洗两三次，毕竟是入口的食物，母亲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清洗，确保无尘无砂。总算洗干净，母亲这才重新加入清水，浸泡黄豆。一般来说，浸泡一个晚上，正好合适，吸饱水的黄豆，胀鼓鼓的，用手指轻轻一捏，豆分两半。

最早的磨浆，是手工石磨，但到我记事的时候，村里已经有了机器磨浆。清晨天不亮，母亲就将大盆里的黄豆挑到磨浆处，金灿灿的豆子瞬间就变成了洁白的豆浆。我随着母亲，将豆浆挑到豆腐坊，此时，天色将明，豆腐坊早已有了人影。好在那时的年关打豆腐，大家都会提前跟豆腐坊约好时间，豆腐坊根据工作量确定各家打豆腐的时间。

母亲将豆浆放到豆腐坊后，又急匆匆地回家，挑来柴草。年关打豆腐，豆腐坊只负责加工，其它原料全部由各家提供，包括烧火的柴草。母亲坐在了灶下，准备烧火。做豆腐的华叔就开始了他的豆腐流程。

豆腐坊里有个大大的木桶，木桶上方，有一个十字架，架子上吊着一块大大的纱布包，华叔将豆浆倒入纱布包中，顿时，洁白的浆液就过滤到桶中，而后，他又不断摇动着十字架，并不断挤压，还时不时加两瓢水，那些残渣都留在了纱布上，浆液全部进入木桶中。

华叔将浆液倒入大锅，母亲就开始烧火。不久，锅内就咕嘟咕嘟冒泡，开锅了。这时，豆浆的浓浓香味便在屋子里四散开来，华叔从一边拿出装石膏的杯子，取出一点石膏，又加入一点清水，不断搅拌，而后，像变戏法似地加到锅内。母亲依旧在灶头不断添加着柴草，再看锅内，稀薄的豆浆已开始凝固，

我迫不及待地递上手里的搪瓷杯，华叔立马舀了一小瓢倒入其中，我拿起勺子搅拌着，让杯底的糖迅速融化，而后，就开心地享受着饕餮盛宴。那时的小孩子，跟着父母去打豆腐，无非就是图这一杯豆腐脑。

要压制豆腐了。华叔将木制方框放在案板上，又在里面铺上一层纱布，然后就将豆腐脑一瓢一瓢地舀到框内，直到豆腐脑与方框表面持平，这才用纱布盖住。然后又将一块木板压在上面，最后又在上面压上重物。

用不了多长时间，估摸着豆腐已成型，华叔这才取下重物，揭开纱布，下面就是一块大大的“豆腐”，华叔拿来刀，横划几刀，竖划几刀，终于成了日常所见大小一致的豆腐块。打豆腐，至此结束。每次打豆腐，母亲总会叫华叔也做一些豆干和千张，做法大同小异，毕竟原理一样嘛，只不过稍微繁琐一点。

母亲挑豆浆的桶也早已清洗干净，里面盛了半桶水，那些豆腐、豆干、千张被放到里面，我跟在母亲身后，将这些挑回家。彼时乡村条件艰苦，人们还不知道电冰箱为何物，这些豆制品要放到过年，只能存放于清水中，并且还要每天换水，所幸那时天气寒冷，能多存放些时日。

终于到过年了，这些豆制品迎来了它们的春天。年夜饭了，或是来客了，母亲都会随手从桶中的清水里，取出豆腐或是豆干、千张，来一个白菜炒豆腐，或是煮个鱼头豆腐汤，再或者，豆干烧肉，味道那叫一个美啊，终生难忘。不知从哪年起，农村生活好了，手头富了，农民不再种黄豆了，豆腐，不论何时总能方便地买到，从此，老家年关打豆腐的盛景，也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