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为中国的女性，从“裹脚布”走向“独立自主”划出一条时间线，那么这条线的起点，应该就是鲁迅先生在《伤逝》中所描述的那个纷乱年代。
在那个时代，“德先生和赛先生”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两个词汇，还有更多精神上的冲击和解放。
其中，不乏有许多女子，受到这两位“先生”的鼓舞，便想要冲出封建家庭的牢笼，走向社会，成为那个时代的“新女性”。
然而，长久以来，封建社会为了掌控对女人更多的话语权，不仅创造了“三寸金莲”这样身体上的禁锢，还创造了“三从四德”，“以夫为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精神上的禁锢。
这层层禁锢以及自身思想的局限，注定了那个时代的“新女性”们，未来将是一路坎途。
艾霞，便是这众多“新女性”中的一位。
1912年11月，艾霞出生于福建厦门一家富裕的商贾之家，本名，严以南，因为家境殷实，她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
年幼时的艾霞，非常喜欢读书。在所有文学著作中，艾霞最喜欢读的是《红楼梦》，因为贾宝玉和林黛玉至死不渝的爱情，深深地吸引了她。
生在闺阁，不谙世事，便认为爱情至上。若是普通穷苦人家的女孩，没有读过太多书，或许安于命运的安排，在家从父，出嫁从夫。
然而，断文识字的艾霞，领略过书中美好，不安于现状的种子，早就在心中生根发芽。
在那个豆蔻的年龄，艾霞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自己的大表哥，严当晨。
他们一起在清晨的小路上追逐过，一起在夕阳的归途上奔跑过，一起听过风，一起看过雨，情到深处，艾霞情不自禁的将自己交给了大表哥。
她坚信爱情的力量，坚信她的大表哥一定会带给她一世的幸福。
然而，他们的恋情最终被艾霞的父母发现了。母亲情急之下大骂艾霞“丢尽了严家祖宗的脸。”
为了让女儿尽快收心，艾霞的父母为她挑选了一门婚事，对方是富甲一方的商人林新国。
虽然，他早就已经有了小妾，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那个年代的男人，哪个不是三妻四妾，只要能保艾霞一生衣食无忧就好。
然而，已经被新思想洗礼过的的艾霞，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门婚事。
她谎骗母亲，要去找那位新姑爷，培养培养感情。使得严母放她出门。没想到，泼辣的艾霞，居然跑到林新国家，破口大骂“瘌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宁死不嫁。”
这一计，激怒了林新国，他不但没有退却，反而发出了“即日就娶”的庚帖。
艾霞既无奈又悲愤，只得转而求助大表哥，她坚信她的大表哥一定会将她从这个封建的牢笼中解救出来，和她一起打破这吃人的礼教。
私奔，大概是所有反抗包办婚姻的方式里，最直截了当的方式。
然而，让艾霞意外的是，她的这位大表哥，却在私奔的起点就放了她的鸽子。
这对于艾霞而言，无异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坚信的爱情最终抛弃了她。
正如鲁迅在《伤逝》中所描述的那样，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你情我愿”的问题，社会环境没有变，个性解放不过是一纸空谈。
在那个时代，男人基本无法成为女人在感情上的保障。因为，在男权社会中，女人只不过是附属品，大多男人，不会因为一个附属品而丢掉锦绣的前程以及更多的选择。
还好，爱情的失败，不代表命运便只能如此，“新女性”们从此将希望转移到自己身上，希望依靠自身的力量闯出一片天下。
没有等到大表哥的艾霞，也选择了这条道路，她只身来到上海。那年她只有16岁。
然而，供她谋生的职业选择并不多，虽然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倡导“男女平等”。但是，从口号到实践，需要漫长的时间过渡。
她能选择的，不是女纺工，就是女保姆，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女招待，这些底层的工作对于从小“养尊处优”的艾霞而言，根本无法从事。
在上海流浪了十几天的艾霞，到处碰壁，三餐不济，就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她终于体会到了生存带来的艰难。
正当艾霞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张废弃报纸上的广告吸引了她的目光，那是一则演艺培训班的招生广告。
还好，她那个封建家庭，从小给了她接受教育的机会，在众多的应试者中，她脱颖而出，被选中进入南国社做了演员。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艾霞参演了一些话剧，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之后，经由翟秋白的介绍，艾霞在1932年终于进入了明星影片公司，开启了她的演绎生涯。
她是《春蚕》当中，敢于冲到地主家，扬言要克死“蚕宝宝”的荷花。
她是《时代儿女》中爱慕虚荣，荒废学业，最终沦为男人玩物的蒋文娟。
她也是《丰年》中，饶有风姿的毛头女。
从1932年到1934年间，艾霞参演了多部影视剧。她虽然没有倾国的姿色，但是却善于抓住人物的个性，表演十分传神。因此，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不仅如此，艾霞的文采也逐渐展现出来，她发表了很多文章，其中著名的有《好年头》，《一双黑大的眸子》。
她的文字细腻，深入人心，很多文人称赞她的文章“文笔简洁明快，豪爽妩媚。”
一时之间，艾霞名声大作。因为她在屏幕上大都穿着旗袍，身材婀娜，性感泼辣，所以得到了“性感小野猫”的称号。
对于这样的称谓，艾霞十分无奈。她所展现出来的才华，并未得到中肯的评价和期待中的认可。
无论是文字还是表演，人们对她的评价都含有丝丝戏弄的成分。“妩媚”，“性感”，这些轻佻的，带有明显性别色彩的评论，都表明了，她对这个社会而言，更像是一介供人消遣的“玩物”。
这是艾霞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之下，所有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新女性”的悲哀。
她们接受了一些基础的教育，打开了思想上的禁锢，有了走出封建大家庭的勇气。
然而，后续该怎么办？所有人都没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走出来的“新女性”，在家庭、在社会上到底是什么定位，没有人清楚，包括她们自己也没有想明白。
于是，尽管艾霞的才华是有目共睹的，但依然被大众认为，不过是个“性感尤物”而已。
这些漂泊在社会上的“新女性”，虽然不再身受束缚，但精神上却充满了不被理解和接纳的痛苦，她们犹如浮萍一般，在世上飘荡，急需一处能够抚平心伤的处所。
而这处所，往往来自于，主动寻求异性爱侣的关注。
成名后的艾霞，便是如此。她的性格开始变得喜怒无常，有时候活泼开朗，妙语连珠。有时候抑郁阴沉，终日酗酒。
在她的身上，文人的敏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她困惑于自己的处境，无论怎么努力都逃脱不了依附的命运。痛到极致时，她也会纵情欢乐，只是欢乐之后，带来的是更多的孤苦无依。
于是，她便遇到了她以为的依靠，有妇之夫李萍倩。
艾霞和李萍倩相识于偶然。当时，李萍倩已经是一位比较知名的导演，因为看重了艾霞在表演上的天赋，便接二连三的为她在电影中安排重要的角色。
两人的感情，在工作中渐渐升温。虽然知道李萍倩早有家室，但当时内心苦闷的艾霞，仿佛是在无尽的大海中，寻到了照亮心灯的光明，不可救药的投入到这段不伦之恋中。
李萍倩曾经亲口问过艾霞，“相不相信自己是他人眼中骗人钱色的大骗子”。如此直白地提醒，并没有让艾霞有一丝清醒。
反而，她更被李萍倩的坦诚所感动。不论好友如何提醒她不可如此，她都坚定的认为，眼前这个男人会为自己而离婚，会对自己明媒正娶。
然而，她的等待最终落空，李萍倩不仅没有休掉正室，反而在她之外又找了别的女人。
本不甘为玩物，却最终还是沦为玩物。
这段不堪的感情，带给艾霞的打击是致命的。她说“今天又给我一个教训，到处全是欺骗，我现在抛弃一切，报恩我的良心。”
然而，艾霞的良心究竟为何物，恐怕她自己也没有想清楚。
艾霞的思想本身就是矛盾的。一方面，她接受了新思想的教育，想要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她还保有旧思想的残留，在孤苦无依的时候，她还会本能地去依附男人。
但是，爱情终究是让她受够了教训。她开始思考，新女性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凭借过人的才智，艾霞自编自导了名叫《现代-女性》的一部影片。
这部影片，是以周旋于浪漫爱情的大都会女子为题材，讲述了一个希望通过爱情的刺激来填补空虚内心的女子，蒋葡萄的故事。
艾霞塑造的蒋葡萄，作风大胆，不惧世俗，为爱卖身后，锒铛入狱。最终在狱中受教于一位有着革命理论的狱友，从恋爱的迷雾中觉醒，重新走上了光明之路。
不得不说，蒋葡萄的身上是有艾霞的身影的。影片的前半段，几乎就是艾霞自己对待爱情的态度。爱情至上，依然是她的主导思维。只是在历经沧桑之后，她终于有所醒悟。
影片上映后，虽然获得了好评。但是也有人认为，蒋葡萄的觉醒过于牵强，显得不合情理。
这对于当时的主创艾霞而言，必然是会如此的。因为她虽然有了觉醒之心，但受制于社会思潮的禁锢和她自己思想上的狭隘，她并没有想清楚，新女性究竟是什么样子。
艾霞作为那个时代的摩登女郎，有着光鲜亮丽的外表，然而精神上的苦痛却无人能够理解。在她最为钟意的爱情支柱也幻灭之后，艾霞的人生开始走向自毁。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艾霞极其任性，喜怒无常，高兴的时候，兴高采烈像个孩子；消沉的时候，披头散发，根本不顾形象。
她的这种性格，养活了当年很多小报的生意。人红是非多，不论是她的邋遢外表，还是她的不伦之恋，甚至连她当年被始乱终弃，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那个时代，女性进入社会后，不光是需要靠职业角色来求得个体生存，另一方面还需要性别角色来满足社会对女性的猎奇和消费。
而作为女明星这个群体，更是社会猎奇的主要对象，她们甚至需要主动配合社会对她们的窥视心态。
报纸夸张的描述，无中生有的中伤，以及毫不留情地揭露往事，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34年2月12日，艾霞选择了吞烟自杀，死时年仅22岁。她留下最后一句话是“人生是苦痛的，现在我很满足了。”
人们惋惜一代才女就这样香消玉损，却忘记了，在她才华横溢的时候，给她一个中肯的评价。
直到，1935年，以艾霞为原型，改编的电影《新女性》问世。作为主演的阮玲玉，在电影上映两个月后，也选择了同艾霞一样的命运结局。
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艾霞与阮玲玉的人生，惊人的相似。而不论是艾霞还是阮玲玉，都是牺牲在新旧交替时代下的那些“新女性”。
艾霞，作为那个时期的典型代表，她的成长有着“新女性”共同的轨迹。
都是接受过一定的教育，反对包办婚姻，倡导自由恋爱，有的甚至婚前同房，然后从封建家庭中走出来，走向社会，以谋求自力更生。
然而，整个社会的未开化，以及封建思想的毒瘤不会向她们开放多么友好的生存空间。
正如鲁迅所描述的那样“她首先背叛传统的女性家庭角色，与代表父权的旧式家庭决裂。然而，这样的家庭，最终也往往会成为其走投无路时的最后的庇护。”
这就是那个时代“新女性”的结局，要么回归，要么堕入深渊。
艾霞和阮玲玉都选择了后者。她们至死不愿意在生命中有所妥协。于是，便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终点。
然而，她们却是“新女性”的探行者，正因为有她们最初的践行以及付出生命的代价，才促进了整个社会对“女性”问题的反思。一代又一代的女性也因此不断地走上了觉醒之路。
在那随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女性经历了无数次的抗争和精神的洗礼，她们终于认识到：只有在经济上，思想上，和精神上都不依附于他人，才是每一个“新女性”的立世之本。
